当她赶你走的时候
一个老同学，跟他的女朋友同居好多年，终于结婚了。 喜筵上新人敬酒，敬到我这桌，老同学突然对我一拱手：“谢谢你，老刘，要不是你帮忙，我们可能早分手了。” 我一怔，心想：我什么忙也没帮过啊。 “你大概不知道。”他笑笑，“有一次我们吵架，我气得回屋子打包，装好箱，拿到门口。”指指他的新娘。“她，居然就站在那儿看着，还冷冷地说：‘你走啊！你走啊！我不会拦你。’就在我提起箱子，要开门的时候，突然门铃响，是你。我在对讲机里说：‘你来了，正好。’但是，就在你上楼的这几十秒钟，她突然冲到门口，把我的行李往里拿，手脚可真快，一下子，东西全藏好了，正好给你开门。所以你不知道，还带我们去看电影，也就这么一来，我们两个人的气全消了，没事了。你说，我们不是得感谢你吗？” 我干了杯，笑道：“其实，就算没有我及时赶到，她也会把你找回去的。” “不！”他一摇手，“我的脾气是，真出了门，就再也不回头。” 看电视，《真情指数》节目。 患了严重先天肌肉萎缩症的朱仲祥谈到他可怜的遭遇。 小时候，朱仲祥住在医院里，父母却离了婚，全靠父亲照顾，母亲很少去看他，去的时候居然还怕被别人认出来，不准他叫妈妈。 他的病愈来愈严重，四肢全变了形，不能走，不能站，不能自己洗澡……而疼爱他的父亲却在这时突然死了。 所幸，他记住父亲的话，努力学习，运用他的智慧，在育幼院里一天天长大，还进了学校。 更幸运的是他遇见了今天的妻子，为了跟他在一起，他年轻的妻子剪短了头发，放弃了装扮，每天抱他进进出出，夜里还帮他翻身。 “我们有时候也吵架。”朱仲祥笑着说，“有一次，我太太气急了，把手提电脑扔给我，说：‘你打离婚协议书啊！你不是文笔很好吗？’我也不饶人，说：‘好哇！请你把印表机一起拿来，要不然怎么列印呢？’她就气得哭了起来。” 大学时候，有个男同学看上了一个女生，他每天跑到那女生住的地方站岗。晴天站，雨天也站，站在女生从窗子就能看到的巷角。 那女生起初没注意，后来发现了，常隔窗看他。愈看愈嫌他讨厌，请室友去赶他走。他偏不走，每天还按时报到，那女生就把窗帘拉起来，不看他，每次要靠近窗子，都先叫别人去瞧瞧，他是不是还在外面。 一站，站了两个多月，这男生实在失望了，不再站岗。 据说那女生常伸着头，到窗外张望，看不见他，就高兴地对朋友说：“好极了！缠人精不见了。” 隔一阵，她更得意地说：“那讨厌鬼不知死到哪里去了。” 又隔一阵，她张望不到，会坐在床头喃喃自语：“希望他不是出了车祸，或生了什么病。” 有一天，女生在校园看见那男孩子正跟同学说话，竟主动过去问：“你没出什么事吧？好久没看到你了。” 突然间，他们成为了一对恋人。 我的一个老同事，跟他太太冷战了两年，两个人见到我，谈到对方，都没好话，看样子非分手不可。 “君子绝交，不出恶声。”我对男方说，“她说房子是你名字，头期款是她付的；你又说后来的分期付款是你付的。现在由我出面，跟你太太谈判，看看怎么处理财产，好不好？” “好极了！”他很爽快地说。 我就找一天，约他太太谈，还拿出计算机，一样一样算，最后的结论是，他如果把房子过户给他太太，他太太愿意拿出两百万给他。“我这是破财消灾，愈快愈好。”他太太临走的时候高兴地说。 结论出来，我立刻告诉老同事，他想了半天，沉沉地讲：“好吧！她给我两百万，我就搬出去。” 我又立刻找他太太出来，报告达成协议的好消息：“你老公说了，你给他两百万，他就走人，棒不棒？” 我以为她一定会非常兴奋，觉得脱离苦海了。岂知，一瞬间，她的脸变白了，又突然变红，蒙着脸哭，泪水像雨一样从她双手间滴下来。 我递过一张面纸。她接过了，只是还蒙着脸呜呜地哭：“真没想到，十三年了，这份情，在他心里只值两百万。” 隔天，我的老同事就把房子过户给他太太。 只是，他没向他太太要钱。 他对我说：“钱对我不重要，如果我太太把房子看得那么大，就给她。” 信不信，从此以后，他们居然没再吵架。 “你走啊！你走啊！我不会留你的。” 我常想起那位老同学，如果我没那么凑巧地赶到，他真提着箱子，出了门，后来会怎么发展。 我也常想起少年时，男生之间的一句玩笑话—— “女生很奇怪！当她们赶你走的时候，常常是要你留，如果你听不懂，就别谈恋爱。” ?摇大概每个人与生俱来， 就是上帝、天使与魔鬼的混合， 在“神”里有“魔”性， 在“魔鬼”中又见“天使”。为什么你变了
放暑假，儿子回家住，成天窝在他楼上的卧室里。 “也不知道儿子在干什么，”有一天，我对太太说，“我上去瞧瞧。” “你千万别去！”太太居然拦我，“免得生气。” “为什么？” “因为乱得跟狗窝似的。” “真的啊！”我伸伸舌头，“不晓得他在哈佛的宿舍里，是不是也这么乱。” “也乱！” “也乱？他不是有女朋友吗？”我说，“女朋友去，会不帮他收拾吗？” 太太一笑：“我早问过了，你知道儿子怎么答吗？他说女朋友的房间比他的还乱。” “哎呀！年轻人的房间没有不乱的。”一个朋友听我抱怨，神秘地笑笑，“尤其那床，怎么可能整齐？才起床，又睡了，加上有了男朋友女朋友，床更成了战场。”一瞪眼：“哪个战场是整整齐齐的啊？”拍拍我：“放心！等他结婚，自然就好了，不好也得好了，否则就真不好了。” 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我不懂。 “很简单，当他进入社会，常有朋友到家来。有人来，能不收拾吗？就算没人来，一去上班，在外头忙，情绪一定乱，回到家只希望清清爽爽的，如果再看到一团乱，两个人非翻不可。” 他这话说得一点没错，我有次去个亲戚家，两口子正闹别扭，男主人把我拉到里面，打开卧室门，大声问： “你看看！家！有这样的吗？” 他太太在外面听到了，立刻拉着嗓子喊： “我从年轻就这样，你怎么不嫌我啊？搞到今天，看我什么地方都不顺眼。” 他怔住了，停了几秒，吼回去： “此一时也，彼一时也！你不是大小姐了，你是太太！” “那你就去找太太，”太太又吼了回来，“我现在还是大小姐！” 太太不收拾，丈夫会抱怨，妙的是，老婆如果太爱收拾，丈夫也可能怨。 有个朋友最近总对我诉苦： “现在啊！我没觉得有老婆，只觉得有个菲佣，每天吃完晚饭，她能用两个钟头在厨房里擦擦洗洗，擦洗完了，也累垮了，洗个澡就自己去睡了。结果你知道吗？下班回家，连跟她说句话的时间都没有。连放假，都不闲着，东扫扫，西擦擦，搞不好，哪天把我都当垃圾扫出去了。” 我怔了一下，笑问： “我只记得十几年前，常听你赞美你女朋友多爱干净，说到她家，发现她家里一尘不染，什么东西都安排得井井有条。还说你一向鼻子敏感，可是到她家全好了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说过？” 他点头。 “于是你娶了她，而且到现在十几年了，鼻子都不敏感了对不对？”我再问。 他又点头。 “那时候，你觉得有洁癖是她的优点，为什么现在又觉得是缺点了呢？”我问，“是她改了，还是你变了？” 每个人都总在变，即使身体没变，感觉也可能变。好比在火车站，别的车子移动了，你却觉得是自己的车在动。当自己的车移动时，又误以为另一辆车在动。 我有一个老朋友，最近离婚了，理由很抽象——太太嫌他太“爱现”。 只是我这个朋友，跟我相交半世纪了，我从没见他不爱现的时候。 小学，他为了现给女生看，能背整本《小学生字典》；中学他去教堂“现”，《圣经》上用红蓝绿笔画得比牧师还多；大学，他跟我学画，能整夜不睡觉地赶工，只为了要让我惊讶他能画得又快又好；进入社会，他演电视剧，不演戏的时候，走在街上还是现，逗得人人都盯着他看。 他跟他前妻也是在街上认识的。 “他是个甘草人物，团体里有了他，就有生气了。”记得二十年前，他女朋友在婚前对我说，“他的才华，没话说。” 他的才华是没话说，所以能把那杰出的女朋友由马路上吸引到卧室里，成了他的妻。 只是，曾几何时，他的爱现竟成为他的致命伤。会不会也是“此一时也，彼一时也”。因为成了丈夫，就应该老成死板，不再活泼爱现呢？ 人多难捉摸啊！ 一个吸引你的妖娆女子，成为你老婆之后，那妖娆就可能被你讥为淫贱。 一个被你赞赏为急公好义的人，成为你的丈夫之后，就可能被你评为好管闲事。 一个豪放大方的朋友，成为你的职员之后，就可能被你责备“公私不分”。 一对相恋的情侣，结婚之后，一切都没变，却可能“相爱容易，相处难”，使婚前一切的优点，都变为对方眼中的缺陷。 为什么不想想，你当初为什么看上他？ 为什么不想想，如果他真不洒脱了、不再整齐了、不再逗趣了、不再豪情了…… 他还是不是你原来心中的那个他？ 当你们彼此说对方变了的时候，会不会两个人都没变，变了的只是那种感觉、那点情怀、那份默契？ 似乎学历愈高的女人， 愈处理不好男女关系， 因为她们总以为自己的贞操和学历比较值钱， 却忘了表现女人的骚劲和媚劲， 好像只有风月场所的女人才需要。不忍回头见君面
从一九八七年打进温布顿网球公开赛，就不曾输过的“玉面罗刹”葛拉芙，在世纪末的七月四号决赛中，终于输给了戴芬波特。 她默默地走出中央球场，没有向球迷点头致意，也没有挥手道别，她说那是戴芬波特的日子，她不想破坏气氛。然后，她在场外举行了记者会，作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： “我不会再回来！” 读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，战败的项羽逃到乌江畔。 乌江的亭长准备好船，在那儿等待，并对项羽说： “江东虽然小，但是地方有千里，人民有几十万，也够您称王了。请大王快渡江吧！现在只有我有船，汉军追来，也过不了江的。” 项羽居然没接受，笑笑说：“天要亡我，我渡江又有什么用？而且我带着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西征，现在没一个人回来，纵使江东父老可怜我，还要我作王，我又有什么脸见他们？就算他们不说，我难道能无愧于心吗？” 于是，项羽把战马送给了亭长，下马步行，跟汉军短兵接战，最后自刎而死。 看《中华日报》副刊，老同事郭冠英写的《赵四与张学良》。 某日，大年初一，郭冠英在个朋友家见到张学良夫妇。当时马英九也在座，与张谈起回东北的事情，张学良刚要开口，他的夫人赵四小姐就打断了说： “我们基督徒四处为家，没什么家乡观念，什么返乡，对我们一点意义也没有。” 郭冠英又写—— （张学良）他一直说他很想回去，但又因种种次要的考虑，包括太太的反对，而最后蹉跎不能行，也实在令人惋惜。 读大陆著名小说家莫言的《传奇莫言》（联合文学），整本短篇小说集，都写他家乡山东省高密县的故事，真是有血有泪，震撼人心。 小说最后，是莫言的后记《丰饶的黑土地》。由他两岁时打破家里一个宝贝的热水瓶，三岁时父亲为他剃头的最早记忆，写到他爷爷抖开苍凉的嗓子唱“一匹马踏破了铁甲连环”，使他觉得爷爷的歌，简直唱得“上达苍天”。 然后写他五年级时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，十一岁到十七岁成了真正的农民，十七岁托叔父的面子，进工厂当临时工。 又过三年，莫言离开了他的家乡，他写着： 二十岁时，我离开了那块生我养我、我既深深地爱着又深深地恨着的黑土地。 许多年前，不知在王鼎钧先生的哪部作品中读到，当他一九七八年离开台湾，到达美国的那天，在机场，喝着饮水机里的水，告诉接机的朋友：“这水，是忘魂水，从此要我忘记已往的一切。” 那句子真强，每个字都像锥子一样，钉在我的心上。 一九七八年，不正是我应邀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吗？ 台湾不是我们的故乡吗？ 当我离台时，是那么依依不舍，总想着回去，为什么王鼎钧却能如此潇洒，打算忘记过去的一切呢？ 最近读到王先生的新作《心灵分享》，苦思多年的问题，终于有了答案。 书里最后一章，附录了李宜涯写的《文路无尽誓愿行》，从一九四九年，王鼎钧最早的作品，一直介绍到最近。 这几年，王鼎钧以回忆录的方式，写了十四岁以前的《昨日的云》，又完成了记录八年抗战的《怒目少年》，目前则正着手写“内战的十年”和来台之后的二十年。 文章中，李宜涯问鼎公：“赴美之后的生活，是否也要写呢？” 王鼎钧摇摇头，淡淡地说： “我在美国就等于死了！到了美国以后就没有生活了！没什么好写。” 我们常说“不再回头”，那可能是不再回到“伤心地”，可能是不再面对“江东父老”，可能是“好汉不提当年勇”，也可能是“近乡情怯”。 我们可能在嘴里说：“我不想那个地方！”“我不想那个人！”“在我心里，他早已经死了。” 但是，他或她，真在我们心中死了吗？ 抑或，他总在我们的梦中浮现，让我们笑醒、哭醒、骂醒？ 抑或只因为他是我们的最爱，离开他，他还是他，我们却不再是我们了？ “不忍回头见君面！” 不回头！不回头！不是不想回头啊！只是一回头，我们就再也往前踏不出半步了…… 一个跟许多男人有过激情， 怀过孩子，又拿掉孩子的女人， 仍然可能等了又等、换了又换， 终于找到她的“真命天子”， 有了幸福的后半生。在美丽爱情的背后
听几个邻居太太聊天。 “作情妇比作太太好。”其中一人说，“我宁愿当情妇。” “为什么？” “情妇有老公包养，不用上班，天天护肤修指甲、上健身房，当然看起来比较年轻。而且啊，情妇还有公休。” “什么公休？” “就是逢年过节，甚至每个周末星期天，都不用照顾男人。” “男人呢？” “男人回家啦！由大老婆去伺候啦！请问有几个有家的男人，逢年过节的时候不是待在他自己的家里。这时候情妇不是就可以出国度假了吗？” “对对对！”好几个太太都附和，“哪儿像咱们，愈到假日愈忙。” 她们的话让我想起十几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——由廖辉英小说改编的《不归路》。 饰演情妇的苏明明，躲在暗处，当情夫匆匆来“宠幸”的时候，急着献殷勤。宠幸过了，依旧一个人，守着寂寞的“香巢”。 那真是“香巢”吗？ 对男人说，或许是，是个临时落脚寻欢的地方。 对守着香巢的女人可能就不如此了。她等待的不是回家的丈夫，而是来访的男人。每个“来访”都指向别离。 电影里有个画面，我记得很清楚—— 假日，苏明明一个人，却见饰演男主角的柯俊雄一家人出去旅游。 大人小孩大呼小叫地拿餐点、搬饮料，再一一跳上车。 那许多准备工作确实使女主人十分辛苦，但也是苏明明多么盼望的一件事啊！女主人岂能知道她的幸福正对比出另一个不幸福——她老公外遇造成的不幸福。 在日本京都的清水寺见过一群穿着衣服，前面供着鲜花的小石像，据说都是早夭婴儿的灵位。 最近看台湾的电视，才知道原来国内也早有这样的庙宇。 跟清水寺一样，那里也供养成百的婴灵。 “许多妇人身体不好，怀疑是因为自己早年堕胎，那婴灵不安造成的。”主持人说，“于是到这里来为自己死去的婴儿设置灵位，烧香供奉。有些女人，早年堕胎，后来另外嫁了人，有了家，有了孩子，过得十分美满，也会来这里祭拜婴灵。因为她们愈看自己眼前的孩子可爱，愈会怀念死去的孩子，愈会后悔自己年轻时所作的一切。” 据说去祭拜婴灵的妇人都是单独行动，她们的丈夫和孩子都不知道有这婴灵的存在，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她的过去。 据说有些妇人所设的婴儿灵位还不止一个，多的甚至有好几个。一个跟许多男人有过激情，怀过孩子，又拿掉孩子的女人，仍然可能等了又等、换了又换，终于找到她的“真命天子”，有了幸福的后半生。 于是我想，假使她们不堕胎，而且把每个孩子都生下来，将会是怎样的局面？ 她们会提早决定归宿、不再漂泊，还是早早沉沦，且带着几个可怜的孩子一起沉沦？ 如此说来，她们把那些“不被企盼的生命”早早结束，会不会反而是明智之举？ 想起母亲生前说的一个故事。 “那个女人后来嫁了人，男人不会生，只好认养了个孩子。”母亲笑笑，“其实她早有过一个孩子，当时跟外人说去金门作播音员，其实是躲在乡下，把孩子生了，送给别人。” “于是她现在领养了一个别人的孩子，别人又领养了她的孩子。”我问，“她知道那亲生的骨肉在哪儿吗？” “不知道！”老母说，“知道又怎样？去认吗？让她先生知道了，还得了？”突然放小声：“她当年那个男朋友，现在也成有头有脸的人了，当年他家里硬把两个人拆散，现在他出来找过自己亲生的骨肉吗？他现在的太太又知道他在大学就跟个女生有过孩子吗？” 看生物影片。 强喙利爪的老鹰，把它的巢筑在山巅的树梢，在里面生蛋、孵化。 初生的小鹰脖子上还没长毛，却已经知道伸着红红的颈子要吃东西。 便见大老鹰展开翅膀，由山巅一跃而下，在山谷间盘旋，再突然俯冲，劫杀在飞翔的小鸟和地面的小动物。 镜头跟着那狩猎归来的老鹰走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爪中的猎物还在拼命挣扎。 接下来则是血淋淋的画面，大老鹰用它的利喙，一口口撕裂小动物的身体，喂它的孩子。 如果不去想小动物，只看那老鹰一口口喂孩子的画面，是多么温馨而慈爱啊！ 只是，换个角度，在被猎杀的小动物的巢里，会是怎样的景况？ 会不会有一群正等待母亲归来的小兔子？会不会有只正孵蛋，等待公鸟回巢的母鸟？ 会不会，这世间每个喜剧的背后，都有着相似的悲剧——由“幸福制造者”制造的悲剧。 不知为什么，最近每次读名人、伟人的传记，一方面感佩于那些人能从平凡、贫困中奋斗出来，力争上游，克服万难，终于获得成功，一方面总会在眼前浮起老鹰的画面。 一将功成可能万骨枯，一人欢笑也可能有万人哭。 几家欢乐几家愁，每个幸福的家庭，在建立之前，也多么可能有许多被牺牲的人。 他们成功，是因为他们都很明智地甩掉了他们不看好的爱侣、阻碍他们成名的对象，以及影响他们名誉的生命。 生命是多么可悲啊！ 为了生，不得不杀；为了选择好的，不得不抛弃坏的；为了站在高处，不得不踩在别人的肩头。 每个迎向光明的高大身躯，都可能拖着一个特别长、特别黑的阴影。 每个幸福家庭和贞节牌坊的背后，都可能有许多不堪回首的往事，和被牺牲的灵魂……虽然现在离婚了， 总结过了，漂亮过了， 蜜月过了，也值得了！我们都爱流浪(2)
二十六年之后，容闳受聘去秘鲁调查“华工到南美受虐”的事件。 他拍到了背上满布鞭痕的华工照片，发掘了惊人的内幕——当年在运往古巴的十四万名华人中，死在途中的就有一万六千多人。 而那些运载华人的船只，竟是美国人所有。 相隔一百五十多年，历史好像在上演同样的戏码。 拓荒者、冒险家、漂泊者、偷渡客、奴工、蛇人，他们之间有多大的区别？ 只是先到达的那批拓荒者、冒险家，世世代代地住下来，由拉起木栅，到拉上铁丝网，到成立移民局、派出海上巡防队。 先来的排斥后到的，“本地的”欺侮“外来的”，这本是人们的天性。 追求更肥美的土地、更广大的天空、更优裕的生活，甚至只是想看看海平线另一边的风景和沙漠另一边的绿洲，也是人们的天性。 于是有了偷渡者，离乡背井地藏在货柜里、船舱下、飞机轮盖间，被闷死、饿死、冻死…… 我很欣赏汤玛斯·曼在逃纳粹而离开德国时所说的—— 凡我在的地方，就是德国。 我也很欣赏美国华裔学者陈依范说的—— 这个世界是我的，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属于住在上面的每个人，我们不该在我们共有“财产”上被隔离开来……我非移民，我只是个“自由流动”的知识分子。 “自由流动”，这是个多美的词啊！ 为什么我们地球上的人不能自由流动？为什么我们设了那么多人为的障碍？ 自由流动到远方，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原是人类的天性啊！ 何止人类？什么生物不是如此？ 傍晚，带女儿站在后院。蒲公英毛茸茸的球，在斜斜的夕阳中闪闪发亮，一阵风起，绒球被吹成千百个小白点，飘向远方。 “你看！蒲公英撑着小伞在风里旅行。”我对女儿说，又指指眼前的凤仙花和远处的南瓜，“凤仙花不会飞，但是它的种子会蹦，一下子爆炸开来，弹出好几尺。南瓜则会爬，我没把它种在阳光充足的地方，它就一直爬，爬到阳光里。” “为什么？”女儿问。 “因为它们天生就不希望守着一个地方不动，它们天生就爱冒险、爱移民。就算你不准它移民，它也要偷渡啊！” 舍一个人， 多难哪！ 当我们不知不觉怨一个人的时候， 是不是因为我们害怕与他分离？难解爱的习题
“我作了一个好奇怪的梦。”有一天早上，太太张开眼就对我说。 “梦到什么？” “梦到下一辈子又遇见你。”她笑着，“我好高兴，现在还高兴，因为你下一辈子还爱我。” “你难道原来以为我会不爱你了吗？”我问。 “当然！因为在梦里，你先是别人的男朋友。”她一边歪着头回想，一边说，“你是我一个女朋友的男朋友，那女生找我去，住在她家，要为我介绍她哥哥，可是我遇见了你，一见面我们就发现前世是夫妻，所以你爱上了我，我也爱上了你。” “然后呢？”我问。 “然后……”她笑笑，“我们就一起跑了。” “天哪！”我叫了起来，“你不是最痛恨抢人男朋友的女人吗？怎么自己做这种事？” 她居然装作没听到，不说话，隔了好半天才说：“谁让你是我前世的丈夫，是她抢我的，不是我抢她的，我只是拿回自己的。” 看大陆的《希望杂志》，“性与爱”专题。访问许多女人，有学生，也有职业妇女。问的题目是：“如果你女友的男友爱上了你，你也爱上了他，怎么办？” “如果我真的喜欢那个男生，我会为爱情而放弃友谊，友谊可以再建立，而好的爱情难求……”一个十九岁的杭州女生回答。 “如果对方（女朋友）不愿意，我会和她断绝关系，爱情的力量高于一切，本来就是这样，我不认为我重色轻友。”一个江苏的女生说。 另一个浙江的女学生讲得更干脆：“如果和我女朋友关系一般，就把男生抢过去。我会在女友不在时，制造机会与男生见面……” 还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子则说得妙： 我觉得并没有对不起女友，反而是在帮助她，反正她男友已经不爱她了，还不如尽早告诉她。 一个二十岁音乐系的女生，则想得很天真，她说： 我会向男生表白，让她知道我真的喜欢他。如果女友知道了，我就帮她再介绍一个男朋友，免得她伤心…… 那专栏访问了十三个女生，居然大部分表示在爱情与友谊之间，她们选择爱情。 何止女生如此？男人虽然重义气，面对爱情时，只怕也差不多。 记得有个女生对我说： “某某男生真不错，他陪我一起送我的男朋友上飞机，回程还开车把我送到家，要他进去坐坐，他都不去，很有礼貌地离开。这种男人真少见。” “少见？”我吓一跳。 “当然少见。”那女生居然神秘地一笑，“你要知道男人表面上很有义气，其实啊，天知道！碰到真让他心动的女人，他们一定忍不住，最起码也要在言语上示示好，暗示他欣赏你。”想了想，笑笑：“其实我男朋友也是把我从别的男生手里抢来的，只是他很君子，他先跟那男生说他要追我，所以我们现在跟我前任男友还是好朋友。” 她这话让我想起儿子高中时，有一阵子情绪很不好，有一天傍晚，突然说要进城。 “我要跟我女朋友说，我们从今天开始告吹。”他说。 “吹就吹好了，何必摆明了，去跟她说呢？”我当时不解地问。 “当然要说明白。”儿子眼睛一瞪，“我们在学校才可以向大家宣布我们吹了，两个人也才好光明正大，各自交新的朋友，别的男生也才好去追她啊！” 或许这就是美国式的爱情吧！一个人同时拥有几个女人会被批评，反而离许多次婚的，因为是“光明正大”，而被大家接受。一个人同时拥有许多恋人也是不对的，但如果你摆明了，就算换一百个，也没有问题。 想想民国初年，许多轰动一时的爱情故事，不也受到“西风”的影响吗？只是在那新旧时代交替之际，发展出另一种爱情文化。 张道藩早就欣赏蒋碧微，但是他暗恋着，直到徐悲鸿在法国冷落蒋碧微，张道藩才表态。 徐志摩欣赏林徽因，即使林徽因结了婚，徐志摩还是做她心灵的伴侣。相对的，梁思成非但不在意，还跟徐志摩是好友，且是徐志摩空难之后，最先赶到现场的人。 爱真是永远解不开的难题，有人用一辈子去解一题，有人解不了这题就看下一题，又有人虽然解不开，却守在那儿，看着题目，而且一守就是一辈子。 像是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密友金岳霖—— 金岳霖爱林徽因，徽因也知道他爱她。 但是那题目永远没被解开，只是搁着，为了她，金岳霖终身不娶。 他总跟着林徽因跑，住在她隔壁，帮他们做研究，陪梁思成夫妻出游、为他家调难解纷、坐在他们家里喝茶。 眼前浮起那么一个啜茶的画面。 二十世纪中国建筑界的才子梁思成、文学界的才女林徽因，和为他们守望的哲学家老金。 新房子就像年轻人， 刚结婚，好像不错； 但是蜜月期一过， 就发现生活上一堆问题了。换一种心情
“我最近在玩一种换妻的游戏。”一个美国朋友对我说。 “什么？”我吓一跳。 他大笑了起来：“我在换房子啦！只是把它比喻成换妻。” “换房子怎能跟换妻比呢？”我问。 “当然！”他笑笑，“最近我把原来住的房子卖了，换了一栋，买价跟卖价差不多，心想原来的房子地下室有白蚁、屋顶又积水、社区里还没有下水道，真是缺点一大堆，如今能卖个好价钱，而且用同样的钱在另一个社区买一户更好的房子，多棒啊！” “是啊！”我说，“你真走运，好运全让你碰上了！” “算了吧！”他摇摇头，“等我装修的时候才知道，白蚁比上一栋更严重，连梁都蛀烂了。地下室还渗水，平常看不出，一下倾盆大雨，水就从墙缝钻进来。而且，那社区虽然有了下水道，却没瓦斯管线，全得用电，结果愈修毛病愈多，比预算多花了三十多万。” “早知道不卖原来的房子了。”我说。 “可不是吗！”他说，“我昨天回去看原来的房子，进门，吓一跳。经过新屋主的改装，全不一样了。他拆掉二楼的一间卧室，把客厅挑高，又在车房上加建，气派完全不同了，早知道，我那样改，也就十全十美了。”沉吟一下：“不过他也花了三十多万，跟我差不多。” “那你就不用后悔了。大家都一样，对不对？” “我不后悔！我现在把房子也改得很完美，新环境、新社区、新邻居，加上新的心情，毕竟不一样。尤其我那包工对我说的一段话，让我领悟不少。” “他说什么？” “他在我抱怨自己倒霉，买了一栋有毛病的房子时说：‘其实每个房子都一样，外表看来没毛病，把天花板拆开、地板掀起来，都有一大堆毛病。几十年的老屋，当然会有毛病。’” “除非买新盖的。”我说。 “错了！”他扬着眉笑道，“新房毛病也多，据那包工说，他一天到晚在帮人修新房子，不是水管没接好，会漏水，就是地基下陷，得加强。他说房子要经过人住，才会发现缺点，新房子就像年轻人，刚结婚，好像不错，但是蜜月期一过，就发现生活上一堆问题了。” “真是家家有问题。” “对！所以我把换房形容成换妻，以为别人的老婆好，其实大家都有缺点，只是表面见不到。” 由他说的“换老婆”，使我想起附近学校正推行的“换小孩”。 换小孩不是真换，是“易子而教”。 到了假日，让自己的孩子到别人家，跟别人的父母相处，对别人诉诉年轻人的苦闷。自己则接待别人的孩子，听人家的宝贝抱怨父母不了解他，也劝劝别人的孩子，说“我们家也有这种问题”。 据说“换小孩”的效果好极了，好就好在彼此发现原来“家家有本难念的经”，于是自己总怨自己的孩子毛病多、不如人，听别人孩子讲话，才知道别人问题也不少。 更重要的是，当你听别人孩子“怨”他们父母的时候，会心一惊，发现自己不也是那样的父母吗？ 至于孩子，则会知道原来别人的父母也跟自己的老爸老妈一样，说同样的话，作一样的要求。 于是，交换一天之后，孩子和父母都“悟了”！回到家，觉得自己的家真好！自己的儿女真好！大人跟孩子在“交换”中都得到了教育—— “当我们羡慕别人的时候，别人也可能在羡慕我们。” 二十年前，初到美国的时候，常听人说“别家的草总比自己家的绿”。 后来买了房子，果然有那种感觉。总觉得别人的草地上没有什么杂草，走在自己的院子里却发现处处是莠草、是“秃痕”。 有一天，我怨园丁不如别人家的认真。 “因为你没过去看看，你由远处斜斜看他的草地，上面有‘秃’，你也见不到啊！”园丁说，“至于走在自己的草坪上，从上面看，当然毛病百出。不信你去对面人家的草地。”他说：“你都不用走上去，只要走到他家草地的边缘看一眼，就成了！” 我过去看看，果然，远望绿油油一片，近看却有黄有褐，真是不如我的。 “不如换种新的草皮，或重新撒种。”我还是对自己的草地不满意。 他又笑笑：“种新草，是好看，可是你得不断浇水，否则新草的根不够深，一定死。你要是用照顾新草的心情照顾旧草，夏天多喷一些水，秋天多施点肥，平常看到杂草就顺手拔起来，保证没多久，也跟新草一样。” 这不是问“养草术”得“养人术”吗？ 我们常嫌自己的房子、妻子、丈夫、孩子不如别人的，也嫌自己的职员不如人家的能干，自己的老板不如别人的和善。 其实只要细细观察，就会发现自己的人并不差。只是疏于耕耘、疏于培养，厌了，倦了，不再新鲜了，也就少了感觉。 可能我们不必换房子、换妻子、换孩子、换职员。 只需换个角度思考，换一种“新的心情”。 没有夏绿蒂和史坦因夫人，如何有歌德？ 没有若丝和卡蜜儿，如何有罗丹？ 没有卡丽尔和玛提尔德，如何有聂鲁达？ 没有林徽因和陆小曼，如何有徐志摩？男人背后的女人
在台北，我有一个打网球的球友，球龄比我浅，球技也不怎么样，但是常在场上有出人意表的演出。 他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打得很差，突然进入状况；也可能起初十分神勇，又突然一落千丈。 经过好一阵子，我终于发现，他表现得好或坏跟我没关系，却十足受“场外”的影响。如果那天他打得特好，往外看，八成有年轻漂亮的女生在附近；假设他突然泄了气，再回头看，那女生一定已经走掉。 问题是，有一阵他打得特别好，场外却没有女生，我观察了两个月，想通了，于是问他：“你是不是最近交了女朋友？” “没有！”他断然否认，“你可别乱说，回头让我太太听到，麻烦就大了。” 才过一个礼拜，他麻烦就大了，打电话给我： “糟了！我的情书被太太发现了。” 最近跟个名医吃饭，他是台大医学院毕业的，不但在美国拿到执照，而且拥有了自己的全科医院。 “你知道吗？我高中功课烂透了，有一次被我老爸修理，还跷家，跑到台中当小工。”医生说，“上班的第一天，我们几个小工在一桌吃饭，老板一家人在另一桌吃饭，我看看老板桌上的菜，一气，才回家。” “那你怎么考上台大的？”我好奇地问。 “说来也巧。有一天我去台北南阳街看电影，遇到几个同学鬼鬼祟祟的，原来是要溜进补习班听免费课，我也去了，用里面‘偷渡’出来的学生证混进去。” 他笑道：“哇！太棒了！” “老师棒？”我问。 “不！同学棒！好多女生，有北一女的，也有北二女的。我接着就回家跟我老妈要钱，去上了那个补习班。结果联考考卷发下来，都是在补习班做过的，就进了第一志愿。” “你真该谢谢补习班。”我说。 “不！”他笑笑，“该谢谢那里的女生。” 他这话让我想起另一位事业很成功的朋友。 “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，一定有成功的女人。”他说，“这句话对我来讲，一点都没错。” “你指你太太？” “不！好几个。”他神秘地笑笑，“小时候，我妈一天到晚钉着我，啰嗦死了，我只要考差一点，就要被她念。为了讨好她，我拼命用功，所以上了好的大学。后来，又娶了我那虚荣的老婆，什么都要跟人比，比车子、比房子、比皮包、比皮鞋，我只好拼命赚。” “所以才会有今天，这么有钱。”我笑笑。 “不！”他居然一挥手，“两个女人不够，还有一个年轻的。” 四座都把眼睛睁大。 “就是我女儿啦！”他居然没笑，“女儿说交男朋友要排场，我为了讨好她，就硬着头皮买了现在这栋大房子。又为了还几千万的分期付款而更拼。”看看大家。“要不然，这个年岁，我早可以退休了。所以啊！我的成功都是因为女人，是女人逼我成功。” 他的话自然使我想起徐志摩与陆小曼。 少年时看《徐志摩全集》，厚厚一本，里面除了他写给小曼的《爱眉小札》，也有小曼的书简。直到最近两岸重燃了“志摩热”，许多批评家的文字出现，才知道小曼嫁给志摩之后不改毒瘾，还泡戏子，为了买鸦片方便，才不愿迁回北京。徐志摩则为了供小曼挥霍，而不得不四处奔波，最后死在赴北京的飞机上。 “好端端一个旷世才子，就这么毁在两个女人的手上。”批评家说。 问题是，看《徐志摩全集》，里面哪一篇脍炙人口的东西，不是为那两个女人写的呢？ 如同最近《世界周刊》上署名海龙的评论家写的—— 徐志摩一生中最美的诗篇大都写在这儿（英国），他爱英国、爱剑大、爱康桥，其实说穿了，是因了林徽因，康桥才美。 也如同徐志摩在《爱眉小札》里写的—— 我每天的写，有功夫就写，倒像是我唯一的功课。 他写给谁？ 写给被大家唾弃、被梁启超责骂的陆小曼。 于是我想： 而今徐志摩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，不在梁启超之下，他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他热情、自由、奔放的诗文。 那热情的动力何来？ 来自林徽因，也来自陆小曼。 “如此星辰非昨夜，为谁风露立终宵？” 五十多年来，看走遍千山万水，斩妖除魔、迎得美眷的希腊神话；看“垂泪对宫娥”的李煜；看“红酥手，黄滕酒”的陆游；看近代的文豪巨匠。 没有夏绿蒂和史坦因夫人，如何有歌德？没有若丝和卡蜜儿，如何有罗丹？没有卡丽尔和玛提尔德，如何有聂鲁达？ 同样的道理，没有林徽因和陆小曼，如何有徐志摩？ 带女儿去动物园，夕阳下，一家将离开的时候，经过孔雀园，发现每只雄孔雀都把尾羽张得大大的。 “看，孔雀开屏了！”我叫女儿停下来看。 “为什么开屏？”女儿问。 “为了给母孔雀看！”我指给她看那灰灰褐褐、一点不起眼的雌孔雀。 “公孔雀真漂亮，是母孔雀使它漂亮。”女儿兴奋地喊。 “是啊！男生努力，常是为了讨女生喜欢。”我说，“男人赢得世界，拥有女人；女人赢得男人，拥有世界。” 脱去“肉欲”的外衣， 老妻就变得美丽了。 连那松弛的皱纹，都耐人阅读； 肥肥的肚腩，都适于依偎。爱他就为他炖一锅汤
有个从台湾来的女孩到我家作客，看她总抱着一本蓝皮子的书在看，我就借来瞧瞧。 原来是水瓶鲸鱼编的《失恋杂志》。随便翻到一页，写得很妙—— 不是每个我爱、爱我的男人都喝过我的汤。不是我深爱的男人，都喝过我的罗宋汤……你没喝过我炖的汤，我们还能算是爱过一场吗？ 我把书合上，笑笑： “天哪！原来你们年轻人炖个汤，都跟恋爱有关系。” “当然！”女学生叫起来，“当你爱他的时候，就会想为他做一餐饭，为他炖一锅汤，从他的胃温暖到他的心。” “再下一步呢？”我问。 “再爱他多一点就会想为他把房间收拾得很漂亮。” “再下一步呢？” “再下一步，”她歪着头想了想，“嗯……当然就是为他生个孩子。” 想起五六年前，一个高中老同学打电话给我。 知道他们婚后常吵架，我试着问：“你们还好吗？” “好！愈来愈好了。”他说，“我不跟她争了，没什么好争的，角色不一样了。” 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 “没结婚的时候，她是小妹妹；结婚之后，成为我太太；后来又变成大姐姐；现在则成了我妈妈，跟妈妈还有什么好争？对妈妈只有孝顺。”他突然大笑了起来，“到今天才搞懂！为什么女人常说孝顺的男人会成为好丈夫。他是把太太当妈妈去孝顺啊！” “太太怎会成了妈妈呢？”我又问。 “当然成妈妈了。年轻的时候，在一起，只想做爱做的事；结婚以后频率减少了，照顾完孩子才做；孩子大了，天天管孩子的功课，搞到十一点半，精神不够，就更不做了。现在啊！”他叹口气，“快成‘拜年’了，夜里摸过去，是个白白胖胖、冬暖夏凉的大女人。她管我吃、管我穿，还管教我，让我觉得就像是小时候跟妈妈睡搂到的妈妈。” 最近又跟他通电话，我开玩笑地问：“你的太太妈妈好吗？” “哇！你还记得这个。”他笑了起来，“可是，现在我太太已经不是妈妈了，她成了女管家。” “为什么？” “因为她嫌我睡觉打鼾，跟我分房睡，睡到儿子原来的房间去了。你说，管烧饭、管洗衣、管打扫房间，不陪睡觉，不是女管家是什么？” 看香港的新闻。 特区民政署长刘李丽娟跟她结缡二十七年的丈夫离婚了。 他们曾经是初恋情人，由相识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，一子一女则分别在英美留学。 离婚的近因是丈夫在大陆有了二 奶，不过刘李丽娟心情很平静，离婚手续也办得很平和。 “我跟丈夫经历了情侣、夫妇和为人父母几个阶段。”刘李丽娟说，“现在跟他则是‘朋友’。” 他们虽然离了婚，但她说的话跟我那高中同学讲得多么相似啊。 想起一个笑话—— 有个丈夫去大陆做生意，没多久就听说总跟女孩子鬼混。 太太告到公公那儿，公公把儿子叫回来骂。 “这是因为生理的需要，逢场作戏，没感情。”儿子辩。 隔两年，那丈夫跟人同居了，太太又去告状。 “你太不像话了，为了生理的需要，有必要包 二 奶吗？”老爸骂儿子。 “现在不同了，”儿子又辩，“我一年十个月在那边，不能总在外面吃，而且需要有人洗衣服、打扫房间，现在是为了‘生活’的需要。” “生活的需要，请个用人就成了。”老爸说，“何必 包 二 奶？” 儿子居然抬头问：“您以前在大陆也有太太，为什么来台湾娶了妈妈呢？” 老爸怔住了。老太太却接过话： “他不为‘生理’，也不为‘生活’，他是为 了‘生育’、为了‘生命’。两岸分隔五十年，他不要我，能有你吗？”老太太冒火了。“居然拿我跟你的 二 奶比，你明天就给我滚回来！” 情人、夫妻、父母、老伴。 妹妹、姐姐、妈妈、女佣。 生理、生活、生育、生命。 这是多么微妙的婚姻变化！ 爱他，就为他炖汤；爱他，就为他收拾房间；爱他，就跟他生个孩子。 然后，孩子大了，生理上不需要了，生育的机能消失了，生命的责任完成了，就照顾他的生活，做个朋友，当个老伴。 老妻炖的汤，应该比年轻时炖得更浓更香更有经验，且更知道丈夫的口味。在他人生将暮的时刻，由温暖他的胃，到温暖他的心。 “我不知道包皮要怎样？” 有一天，他不耐烦地对我说。 “跟你用说的，你不懂，这样吧！” 我拉开自己的裤子拉链……做做爱的回忆
看蜜雪儿菲佛和琥碧戈柏演的《失踪时刻（TheDeepEndoftheOcean）》。 一个三岁的小男孩在宴会中被人拐走了，遍寻无着的妈妈，失去了儿子、失去了灵魂、失去了生存的意志，也几乎失去了丈夫。 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十二岁左右的男孩按她的门铃，问她要不要帮忙剪草，这母亲才惊讶地发现那男孩长得就像她失去的儿子。 一连串求证的工作展开了。终于在证据确凿之后，警察逮捕了男孩的“父亲”。 那仓皇不知所措的中年男人说：“他是我的孩子！他虽然是我前妻带来的，但是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照顾他、爱他，只当他是亲生儿子。” 他岂知那是他太太生前偷来的孩子。 男孩被送回家，一家人终于团圆了。只是身在亲生父母家，男孩却总念着养父。他一次又一次溜回养父身边，觉得养父更像他的爸爸，而在亲生父母家，他却是个外人。 谁能怪他呢？一个三岁就被带走的孩子，怎能记起那么早的事？ 做母亲的失望了，发现即使找回儿子的身体，也唤不回他的心，她决定把孩子送回养父家。 但是就在孩子将走，母亲打开尘封的香柏木箱，整理男孩早年的东西时，孩子突然怔住了，问妈妈：“这是什么味道？” “是你以前放玩具的香柏木箱的味道。” 孩子童年的记忆突然被勾起了。从那熟悉的味道，他想起两岁时“躲猫猫”，曾经藏在箱子里。 他的情也被勾起了，终于肯定了“这才是真正的家”，也终于“真正回到了这个家”。 “怎么可能因为一点熟悉的味道，就有那么大的改变？”一起看电影的朋友说。 “当然会。”我回答，“因为我有这样的经验。” 女儿八岁以前，总是跟着妈妈、婆婆和奶奶，不太跟我。有时候我要抱抱她，她也只是做个样子，就跑掉了。 但是有一天，我找到她小时候的录影带。 带子是刘轩拍的。从我把女儿由医院抱出来，坐车回家，到为她洗澡。 女儿小时候洗澡都由我负责。而且一边洗，一边用老北京天桥杂耍“拉洋片”的方式唱： 往里头看，往里头瞧哟！大姑娘要洗澡喽……弯弯的眉毛、大眼睛、高高的鼻子、樱桃嘴，还有两个小咪咪哟…… 一边放录影带，我一边跟着唱这多年前的“拉洋片”歌。 突然间，女儿眼睛亮了。大概勾起她极早的回忆，发觉原来爸爸这么亲，连洗澡、按摩、涂油、搽粉甚至用棉花棒清理“小地方”，都是由爸爸负责。 从那天开始，她变得跟我特别亲了。 我常跟朋友提起这件事。 “你们家真妙，哪里有爸爸做这事的，洗澡还可以，为什么小地方也要由老子清理。”朋友总是这样笑我。 大概我家的观念比较新吧！也可能因为我比较细心，医学常识又特别丰富，所以女儿从小搽药、剪指甲、点眼药水，全由我管。 连对儿子都一样，记得他十岁的时候，我常叮嘱他注意“包皮”，如果一直不开，容易藏污纳垢影响发育，甚至将来太太患子宫颈癌的比例都会高。 “我不知道包皮要怎样？”有一天，他不耐烦地对我说。 “跟你用说的，你不懂，这样吧！”我拉开自己的裤子拉链…… 我发现这样的教法比什么都清楚，直到二十多年后，有一天我问他：“你还记得小时候老爸掏给你看吗？” 他想都没想就笑道：“当然！一辈子也不会忘。” 一辈子也不会忘，这是多强的一句话啊！ 我们可能有些美好的记忆，一辈子不忘；也可能有些悲惨的经验，跟着一生。 记得母亲中风住院时，旁边病床的老太太，总有个老先生来陪。 那老太太已经完全不认人，也不能说话。 老先生总拉着她的手，也一句话不说。 “说，她也不懂。”老先生有一天对我苦笑，“我只是拉着她，想我们以前的事，是她陪我，不是我陪她啊！”叹口气：“如果年轻的时候，能多留下一些记忆该多好！直到现在才知道，老年的情是活在年轻的记忆里。” 年轻时，两个人靠追求欢爱来维系；年老时，靠沉湎过去来维系。这跟老人家的存款不是一样吗？ 既然已经不能赚了、不能生了，只好一点点使用以前的积蓄。 只是，银行的积蓄，有存折可以查阅；情爱的账户，却没个“谱”。 有了带女儿和儿子的经验，我常想，是不是应该趁着年轻，多制造些不可磨灭的记忆；是不是应该常翻翻老照片、放放老录影，谈谈彼此之间的往事，使那“情爱账户”里的存款，能常被数一数。 夫妻、手足、亲子之间，会不会因为别离久了，工作太忙了，于是连过去美好的记忆都很难被勾起。久而久之，更淡了。有一天年老，要去追索，又因为记忆差，而不可捉摸。 就关起电视，一家人谈谈往事吧！ 就关起灯，在不能做爱的时候，做做爱的回忆吧！ 我们知道自己活了多长，是因为有记忆。 年轻时美好的记忆，谁说不是我们生命的资产，和度过晚年的积蓄？ 问题是那远征的良人在何方？ 当他妻子正在长安的静月下捣衣时， 会不会正有一支矛， 穿过他的胸口……当我行有余力的时候
到大陆，接受湖南卫视的邀请，作《有话好说》节目的特别来宾。 据说那是大陆收视率前三名的节目，因为每集讨论的都是有争议的话题，所以总能引起很大的回响。 当天的主角是一个上海著名大学的学生，他和他的弟弟，从高中就在外地念书，哥哥成绩很好，弟弟却不爱读书，于是弟弟辍学打工，帮助哥哥升学。 哥哥顺利地进入名校，弟弟凑了大笔的学费支持哥哥去注册。就在注册那天，却有公安找上哥哥，说：“你弟弟犯了案，偷了钱，你必须配合我们把他抓到。” 节目里，哥哥哭诉着：“对不起！弟弟！我实在没办法……实在没办法啊！他们围在我的四周，逼我拨电话……” 弟弟接到哥哥的传呼，以为哥哥有急需，匆匆地由河南老家赶到上海，岂知才进校门就被捕了。 这个新闻经过上海媒体的大幅报导，引起许多争议，有人说哥哥是“大义灭亲”，有人骂哥哥是忘恩负义。在当天《有话好说》的节目中，几十位现场来宾也表示了不同的意见，甚至有女学生站起来赞美那弟弟伟大，说着说着，还激动得哭了起来。 当事人的父母也到了，二老一边听，一边擦眼泪。 “你去看你的儿子了吗？”主持人问作父亲的。 “我去了。” “你看到他，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”主持人又问。 “我问他有没有受伤。”父亲说。 场上一片哄然，立刻有观众责备：“你应该把儿子臭骂一顿，甚至给他两下，怎么你不但不骂，还问他有没有受伤？” 大家的视线转向我，要听我评论。 我笑笑：“如果我是爸爸，我也会先问我儿子有没有受伤。” 想起在美国念研究所时，同班的一对留学生情侣。 两个人在同一家餐馆打工，有一天，女生端了一大碗热汤上桌，手一歪，汤烫到了手，忍痛硬撑着把汤放上桌，却也泼出来一些，滴在客人的衣服上。 客人叫了起来。在不远处服务的男生听到了，飞奔过去，看到女朋友的手烫得通红，赶紧拿餐巾为她擦，又拉着她进厨房冲凉水。 正冲水呢，餐馆经理走进来大吼道：“你们两个，现在就给我滚！你居然不管客人，先管她，像什么话？” “我知道我错了。”那男生对我述说事情的经过，叹口气，“可是在那一刻，我能怎么反应？我们都是平凡人哪！” 十几年前应邀在台北仁爱路的一栋大楼演讲。 演讲后半段，是问答的时间。 有观众提到我参与的公益活动，表示赞美，并且问我：“您未来有没有更大参与慈善活动的计划？” “没有。”我笑笑，“因为我总是量力而为，当我的家人衣食无虑，行有余力，才去做。” 那问话的女孩子怔了一下，对我的答案很失望地说：“刘老师，您为什么这么讲呢？您应该说无论有没有能力，您都会去做啊！” 我又笑笑：“因为我很平凡，我是凡人，不是伟人。” 当天的情况，留在我心深处。接下来好多年，我虽然参与了更多的公益活动，但是常省思，我那一天是不是答错了。我是不是应该很豪爽地说：“我当然有许多计划，我要把慈善工作愈做愈大，也愈捐愈多。” 但是怎么想，我都不认为我能那么答，我知道自己是平凡人，当我女儿在哭着喊饿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把仅有的食物送给别人。当时我的书才刚开始畅销，我也不敢说自己能被读者“宠爱”到什么时候。 直到最近，看道教经典《修身宝璧》，才使我的心情得到平复。 其中《施报篇》谈到行善，有一段说得很妙—— 富贵的人借口自己只有中等的能力，而不行善，是不对的。借口自己穷，更不对。但是相反的，贫穷的人，硬要摆场面，而勉强学富贵者也不对。当你供养父母、安顿妻子还作不好的时候，硬是去外面行善，反而是罪过了。〔语译〕 看动物影片，海边成千上万只塘鹅，构成一大片灰灰白白的图案。而那“爸爸鸟”“妈妈鸟”到海上找到食物，都得不断盘旋，找到自己孩子的地方，才往下降落。 每次看到这种画面，我就想，它们怎么那样会认地方呢？它们怎也不会搞错呢？那下面密密麻麻的小鸟，看来都一样，它们怎么认出自己的孩子呢？ 每次看亲鸟，伸着脖子，一口一口呕出藏在喉咙深处的食物，喂小鸟，我也都想起母亲生前常说的一句话—— 一畦萝卜一畦菜，各人养的各人爱。 可不是吗？如果我是那个去监狱探视的父亲，如果我的妻子是那端汤的女侍，在那一瞬间，我也会问那句话—— “你有没有受伤？” 我很平凡，我不伟大，我愿意分享我的爱，我愿意帮助普天下的人，但是总在我行有余力的时候。 原来这世上真正的家， 是你爱人所在的地方。 守一个人， 就是守一个家！以世界为家
二十多年前，到伦敦去，住在侨领陈尧圣先生的家里。 陈夫人有英国主妇的品味，午后总准备茶点，两夫妇和我，凭窗喝一杯“下午茶”，每次喝茶，陈夫人都指着后院的一棵苹果树说：“秋天，很多留学生会来采苹果，非常热闹。” 可是，在陈家停留近一个星期，他们从来没要我出去看看那棵苹果树，反而好几次带我去他家附近的公园。 公园里有浓荫、有草地、有花圃，还有一个大池塘，里面游着白天鹅，虽然很美，我那时候却想：“这是公园，不是你们家，为什么你们表现很得意的样子？好像这公园是你们家的后院。” 十几年过去了。 我到了美国，买了房子，也有不少国内的朋友来我家做客。 妙的是，我跟陈尧圣夫妇一样，也常带朋友走好几条街，到我家附近的一个湖滨公园。湖边有孩子玩耍、有人钓鱼、有人跑步，隔着像绿纱帘似的柳荫，可以看见成群的野鸭和天鹅。 也有台湾来的朋友问我：“你好像很以这个湖自豪。对不对？” “是啊，”我回答，“我觉得它就像在我家的后院。” 和妻到欧洲旅行，旅游巴士在法国南方的郊野奔驰。看见远处一栋栋公寓式的楼房，楼房和公路之间则有着大片绿地。 好多男女老幼在里面弯着腰忙碌，有的种花，有的种菜，远远望去，一片红，一片黄，一片绿，加上高高的花架、瓜棚，好像彩色的拼图。 “那是什么啊？”我好奇地问导游。 “院子啊！” “谁的院子？” “那些公寓大楼住户的院子啊！”导游说，“每家有一小块地，爱种什么就种什么，邻居们彼此欣赏。” 那画面一直留在我的脑海，有一天跟一位美国朋友提起。 “是啊！欧洲人常这样。”从意大利移民美国的朋友扬了扬眉毛，“不像在美国的有钱人，拼命工作，拼命赚钱，然后买大房子，有大院子，把自己关在里面。” 坐在长岛犹太医院母亲的病床边，从窗子望出去，右边是风景如画的“成功湖”和湖边的豪宅；向左看，则有两栋高高的大楼，据说里面有餐厅、有银行、有市场，甚至有邮局，是此区最抢手的公寓。 “那些原来住豪宅的有钱人，老了，照顾不了花园、铲不动雪了，就卖掉房子，搬去那间公寓，依旧可以远远看他熟悉的成功湖。”护士笑笑，“然后，病了，又住医院，住复健中心、住安养院。” “然后呢？”我问。 护士指指医院门口的教堂。 有个朋友最近看上一栋临海的大房子，四英亩大的院子里有游泳池、网球场、烤肉炉台，还有三温暖和健身房。 “不一定能买得到。”朋友说，“如果买到，每天待在家就够了，看看海上的美景，种种花、游游泳、打打球，哪里也不用去了，我的家就是世界。” “如果没买到呢？”我问。 “也没关系！”他大声地笑起来，“用买房子的钱出去旅行，把世界当作我的家。” 从“我的家是世界”到“世界是我的家”。他的两句话，表现了多么大的差异。而在那“得”与“未得”之间，又表现了多么大的心境的改变。 可是，再想想那位意裔朋友和护士的话，会不会每个人，自自然然地都会走这样一条路—— 年轻时拼命赚，希望拥有全世界；老来不得不舍，终于以世界为家。 我看到一个男人， 全身的衣服都被烧光了， 光溜溜的， 只剩下鞋子和腰带……当灾难发生的时候
十月三十一日晚上八点，我从香港飞台北，因为台风，飞机迟到了一个钟头。 “刚才下车，车门差点被风吹掉。”接机的朋友对我说，我则指着前面的路，要他专心开车，少说话。 风雨真是太大了，一片片水幕摔向车窗，能见度连五公尺都不到。 好不容易到家，打开电视，居然见到星航空难的字幕。 “天哪！你只差一点呢！”朋友说，“你命好，老天保佑你，没碰上。” “不！”我阻止他，“大的灾难是无所谓命好命坏的。” 我这话其实是听一位精通命理的朋友说的。 有一天我问那朋友：“如果算命先生发现去算命的人，都在同一年有厄，不是就能早早知道那年当地可能有大的天灾人祸了吗？” 他笑笑：“不可能！因为集体的灾难是大家一起倒霉，没了比较，就无所谓幸与不幸了。连坠机都一样，几个好命的人跟一群坏命的人一起搭机，命好也没有用，这不能怪算命的算不准，要怪整个‘大环境’。人可以跟‘小命’争，但是不能跟‘大命’争。” 第二天，台风过了，电视播出悲惨画面，断成三截的飞机在风雨中颤抖，一群群救难者，抬着一个个伤患和一包包尸体，在风雨中奔跑。 接着是医院的画面—— 一位生还者回忆： “我看到一个男人，全身的衣服都被烧光了，光溜溜的，只剩下鞋子和腰带。在救护车上，我们叫他坚强，对他说‘你没有问题，马上就到医院了’。”这生还者自己受了伤，却直关心那个男人的情况：“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？” 一对夫妻，幸运地坐在机尾，都活了。那妻子两手缠着纱布，显然受了伤，却笑着说：“以后看待人生的态度要改了，活着真好！” 电视画面换成下一条新闻，是基隆和汐止的大水，许多人都淹死了，更多人无家可归。 有人在水里推车子，有人在刷洗地上的稀泥，有人摊着手说：“住在这里十几年了，这是第一次，怎么想到搬？现在房子淹了水，有谁买？又怎么搬？” 令人不解的是，除了死者家属痛哭失声，那些空难受伤的人，和家园淹水的人，没有一个哭，他们甚至笑，在苦笑。 使我想起一个九二一大地震中毁了家的朋友，到台北住一阵，说他还是要回家。 “在台北，看大家都好好的，显得我更可怜，还不如回埔里，跟那些同病相怜的乡亲在一起打拼。”临走时，他笑笑： “那样比较快乐。” 怪不得在美国常有些“失亲者聚会”。 许多失去“至亲”的人，定时聚在一起，说出自己的心情。 说的人一边说一边哭，听的人也一边听一边擦眼泪。每个人都是过来人，都能感受对方的心情。 哭着哭着，大家都不哭了，不是麻木，而是因为发现大家都一样，不能要求同情，只好彼此同情。 渐渐地，丧亲之痛，成为对生命的豁达。彼此倾诉心中之苦，互相指导“怎么走下面的路”。 据说丧亲者找心理医生的效果，远不如参加这种聚会。 也令我想起以前看过的记录片——二次大战期间，德国集中营里，一群群骨瘦如柴的犹太人，鼓着一双双眼睛，盯着镜头。 日本侵华时，一群群难民拖家带小，拉着牲口、扛着行李匆匆逃走，一个缠足的老妇人，挑着的行李掉了，赶紧弯腰拾起来，继续往前赶路。 还有，沈从文写的湘西—— 不讲理的地方军，抓土匪，一抓就是几百人，也不问清楚，就杀。又觉得杀太多了，要那群人到庙里掷茭，一边是生，一边处死。 掷中生的人固然高兴，掷到死的人也没怎么伤心，大家一个追着一个，到江边去等枪毙。 沈从文的笔多冷啊！好像血流成河都是平常事，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 我的眼前常浮起他描写的受死的人群，没人怨，没人哭，甚至没人讲话，如同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和逃难的中国人，大家都没有声音，只是默默地承受。 尼采说：“受苦的人，没有悲观的权利。” 过去读这句话，总觉得尼采是说只有不悲观，才能有力量克服困境。如同拳击手在被打到左眼时，右眼仍然要张开，才能不再被打伤右眼。 但是今天，看那空难、风灾、地震中受苦的人们，我突然有了另一种领悟。 不是“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”。是“同在苦难中的人们，没有悲观的权利，只能彼此疼惜”。 我那算命的朋友说得真好—— 当天灾人祸、政治混乱、金融风暴的时候，就无所谓好命坏命了，因为大家都是“一命”。 这“同舟一命”的想法，是帮我们度过苦难最大的本钱，也是面对悲剧最恰当的态度。 打他、骂他、对他哭、对他喊， 然后，平静下来，说： “把地上砸碎的东西捡起来， 让我们一起重新赚，重新买， 重新开始……”打他骂他爱他
看日本电影《鳗》。 爱钓鱼的男主角接到匿名信，说每当他出去钓鱼的时候，总有男人溜进他家。 男主角当天晚上还是照常接过太太做的饭盒，携着鱼具出门，只是没钓几分钟就离开了。 他偷偷溜回家，小心推开卧室的房门，见到一双正喘息的躯体，他从后面给那男人狠狠一刀，那男人翻倒到一边，他与自己裸身的妻子面面相对。 他的妻子没有尖叫，也没有哭泣，甚至当他把利刃插进她胸口的时候，那女人都面容呆滞，似乎等着，等另一刀再刺进去。 这电影的画面震慑了我，那女人为什么不逃、不哭、不喊？我在心里问。却又觉得她表现得太真实了，在那一刻，她一定有惊讶，有恐惧，只是她更“无言”也“无颜”，只好默默地接受惩罚。 这电影让我想起一个广播圈的朋友。跟那电影情节相似，他也接到匿名信，说他播新闻的时候，常有男人溜进他家。 有一天，他提前录好了新闻带子，当录音播出时，已经飞车在路上。 推开门，他见到了前面电影里相同的画面。只是，他没拔刀，他甚至没说话，只是默默地转身离开。 他走出公寓小楼，听见背后砰一声，是他的妻子，躺在血泊中。 他抱起自己的爱妻，飞车到医院，所幸楼不高，救活了。 当妻清醒时，他坐到床边，问：“你为什么那么傻？” 他的妻子居然苦笑了一下： “因为你没打我、没骂我，我不知道怎么再面对你。” 记得有个到我办公室咨商的学生，对我说过类似的话。 那孩子考试作弊、逃学、打架，他的父母都用爱的教育，不断对他说：“我们原谅你、谅解你。” 然后，有一天他闯了更大的祸，被学校勒令退学。 他的父母去了学校，为他求情。回到家，还是不忍骂他。 “他们为什么不骂我、不打我？他们是不是不爱我？”那孩子哭着对我说： “如果他们狠狠地处罚我，我反而会比较心安。” 在台湾看电视综艺节目，里面邀请的都是“很特殊”的夫妻，说他们的鲜事、糗事。 一对年轻的夫妇亲密地坐在一张沙发上。 丈夫结婚好久之后才知道他的妻子以前结过婚，而且生过孩子。 “谁告诉你的？”主持人问。 指指身边的妻子：“她告诉我的。” 那妻子也笑笑：“我故意找他吵，要跟他离婚，然后告诉他我瞒了他，我以前生过小孩。” “多妙啊！”一同看电视的朋友说，“明明是她错，她却提出离婚。” “正因为她心亏，所以不安。”我说，“也正因为不安，所以主动用找麻烦的方式投案。” 可不是吗？人们常用“反面”的方式，表达自己的内疚。 我有个朋友的老婆，偷偷把房子抵押，投入股市。 最近股市垮了，她被断了头，不得不对丈夫坦白。 那丈夫没说什么，只淡淡地讲：“出了事，我再兼些差，想办法应付，一点一点还吧！” 他果然找了份额外的工作，每天才下班，又上班，回家已经十一二点了。 他老婆总为他煮好消夜，等他进门。 但是每次他一边吃，那老婆就一边念：“谁投资不是想多赚点？现在大家都垮了，也不是垮我一个人，我也没想到会断头。” 有一天，他放下汤匙，抬起头看他老婆，不太高兴地问：“我没有怨你半句，你为什么还老是提呢？” 老婆突然掩面哭了起来： “就是因为你没怨我、没骂我，看你辛苦，所以……” 听到他的故事，让我想了很多，也对人与人的相处，有了新的认识。 我们对负了自己的人以德报怨，或许并不是最好的方法。 那虽然显示了我们的宽大，仿佛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但也因此，使那被宽恕的人，益发觉得他自己“一文不值”的渺小—— 渺小得激不起你的怒气，渺小得不值得你责骂。 于是他变得更不安，更自卑，更站不起来，甚至为此找你麻烦。 无论对妻子、对丈夫、对孩子、对朋友、对敌人。 爱他，就要用合理的方式对待他。 打他、骂他、对他哭、对他喊，然后，平静下来，说：“把地上砸碎的东西捡起来，让我们一起重新赚，重新买，重新开始……” 或许这才是真正的“爱的宽恕”。 年轻人，由触了电，搂了腰，接了吻， 到上了床， 似乎注意力就一下子集中到“那个地方”。你依然选择了我
自从民进党上台，许多原本是国民党的公务员，不少改投了“绿色阵营”。 在台中，一个“换跑道”的官员接受电视记者的访问。 “您以前是国民党，为什么突然改加入民进党了呢？”记者问。 受访者一点没为这个辛辣的问题不高兴，反而泰然地笑笑： “正好国民党办党员重新登记嘛！有这么一个机会，就把握了。” 他的意思大概是国民党为了确定党员的向心力，最近办理“重新登记”，只要不登记就表示退 党，所以顺水推舟地退出。 “国民党多笨哪！何必办理重新登记呢？”妻看了新闻说，“你瞧！一下子跑了那么多人。” “怎么能这么说呢？”我不以为然，“与其留一群有名无实，既不缴党费，又不支持党务的‘假党员’，不如用这个方法，给党员一个再认同的机会。” 想起我大学时代，曾经跟一个法国留学生“交换语言”，我教他中文，他教我法文。 念法文，既得背那一大堆阴阳的属性，又得学“漱口”的方式练“小舌头震动”，我连英文都念不好，读法文更是累死了。 转眼三个月过去，有一天那法国朋友突然说： “下星期一，我在师大图书馆的门口等你。如果你认为我们可以继续，你就来，否则暂时告一段落如何？” 我当时一怔，心想那不是很奇怪吗？ 只是他坚持，我也就点头了。 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一直想这件事，想继续，又不想继续。 星期一终于到了，我连鞋子都穿好了，却坐在玄关，半天没站起来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我仍然坐着没有行动。 最后，我脱下鞋，回了屋子。 从此，我和他断了音讯。 看琼瑶的作品《我的故事》，她那一段刻骨铭心，也广为人知的爱情。 念高中时，琼瑶爱上了她的男老师。被父母发现了，极力地反对。 事情闹到学校，老师工作没了，薪水没了，朋友没了，学生也没了，在台北待不下去，不得不去南部。 琼瑶哭着、跪着、在地上匍匐着，求她的父母：“给我们一条生路。” 她父亲心动了，但是母亲仍然坚持，义正词严地问女儿： “真心相爱，还怕一年的等待吗？” 那一年，是为了等到二十岁。琼瑶的母亲非常民主，说只要到二十岁，就不再干涉女儿的选择。 爱人南下了，临行，对琼瑶说： 一年很快，一年之后，到你二十岁生日那天，我会整天守在嘉义火车站等你！如果你不来，我第二天再等你！我会等你一个星期……请你，一定要来和我相聚。 短短的一年，也是漫长的一年过去了。 这一年之间，琼瑶在地图上寻找嘉义的位置，积存身边仅有的一些零钱，准备生日一到，就远行。 二十岁的生日终于到了，母亲为女儿办了生日宴，并且当众宣布：“二十岁，是法律规定的成人的年龄……换言之，我再也管不着他们了。他们的翅膀终于长成……现在，他们已经有够硬的翅膀，如果他们想飞，我再也不会阻止，就让他们从我身边飞走吧！” 琼瑶终于可以飞了，但是她没动。在书上，琼瑶写着： 二十岁生日过去，我没有去嘉义。第二天，我也没去，第三天，我仍然没去，一星期过去了，我依旧没去！ 如同我与那法国朋友，他们也从此断了音讯。 如果有来生，你来生还要作我老婆吗？ 如果有来生，你来生还要娶我吗？ 许多夫妻都会彼此问这个问题，也就会有那么多奇妙的答案出现—— “我才不要再作你的用人呢！我这辈子受够了。” “我下辈子还要跟你在一块儿，但是得换换，你作女的，我作男的。” “我还要作男人，但是仍想跟你在一起，偏偏你也要当男人，这样吧！我们就同性恋，两个男人组成一个家。” 似乎无论答案如何，因为反正是“遥不可及的事”，大家都不会为另一半的选择生气。 只是，最近我常想，如同国民党办理党员再登记，也如同我的法国朋友和琼瑶的老师，夫妻在今生，不是也可以来几次“再认同”吗？ 譬如两个人三十岁结婚，十年之后，女人还算年轻，于是由男人等女人： “你四十岁那天，我在某地方等你，如果你来，我们就继续十年。” 如果她真的来了，夫妻缘便又续十年。 十年过去。 五十岁那年，女人更年期了，许多男人都“变味了”，于是由女人等男人： “我五十岁那天，在某地方等你，如果你来，我们就厮守一生。” 眼前浮起一个画面—— 一个半百的妇人，回到恋爱时常去的地方，凭栏又凭栏，等待又等待，等得流了汗、焦了心…… 远远的，出现一个人影，是他，真是他吗？他不是在外面交了女朋友吗？他不是总怨我没情趣吗？他不是时时想要自由吗？ 但真是他吔！他还是回来了，还是回到我的身边了！ 想想，那是多么感人的画面。 不再给你法律的约束，给你一次再认同的机会，你可以走、可以飞。 但是，你依然选择了我。 爱情是不能勉强的，该去的就让他去吧！要留的自然会留下来。 只有在这自由的天空中，你才能确定飞回你窗前的，是属于你的小鸟。 多感动啊！多珍贵啊！ 当雁群南去时，它居然留下来，陪你度过那寒冷的冬天……页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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